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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对伯尔曼论证理路的简单说明和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直接相关联。
法律行为的最终目的总在权利（或权利集合）的设立、消灭或变更，不过，它无需直接指明权利的设立等效果。[163]黄金荣，见前注[134]，页19。
[164]面对如此清晰明白的表述，如果依然坚持法律行为之狭义理解，声称法律行为乃专属于民法领域之合法行为，除了说明民法学者固步自封、视野狭窄之外，似乎别无其他解释。法律行为则必须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来取得强制执行力。Demburg，Fn．[13]，s．178． [149]Julius Baron，Pandekten，9．vel'ln．Aufl．，Leipzig：Duncker＆Humblott，1896，S．89． [150]此处原文是：lmmer muss es eine erlaubte（rechtmaβige）Willenserklamng sein。同时，也许是因为时间仓促，删除工作颇不彻底，第57条（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之禁止）、122条（合同的定义）与495条（期限的计算）仍保留了法律行为语词（下501、509、558）。[111]问题因而在于，为何法律行为能够被当作民事法律行为的简称，而具有相同含义？对此，张佩霖的说法或许能够为之提供一种解释。
[174]诺维茨基，见前注[171]，页14。Flume，Fn．[2]，S．28． [15]Alex Franken，Lehrbueh des Deutschen Privatrechts，Leipzig：Duncker＆Humblot，1894，S．121． [16]Vgl．Flume，Fn．[2]，s．28． [17]关于学说汇纂法学思维特点的精辟阐述，可参见（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下）》，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363、415以下。如勉强的抽象的把违法行为加以规定，对法典的作用并不大。
[191]因此，尤其是法院裁判，虽然也包含一项处分，但它并非法律行为。其间，法律行为的命运几经浮沉，加诸其上的含义赋值亦游移不定，歧见层出。[36]换言之，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这种法律事实应作如下理解：它不仅是自由行为，并且行为人的意志直接指向法律关系之产生或解除。不过，对此见解，胡长清未示其所本。
他指出，法律事实（juristische Thatsachen）包括当事人的自由行为（freye Handlungen）与偶然事件，前者指涉当事人（法律效果）之取得或丧失，[35]以行为人意志是否直接指向法律效果为标准，它又可分为两类，其中，尽管一项行为也许不过是其他非法律目的的手段，只要它直接指向法律关系的产生或解除，此等法律事实就称为意思表示（Willenserklarungen）或法律行为（Rechtsgeschafte）。[5]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208（该书未显示作者分工）。
…… 其次，以合法有效行为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必然导致民法一般规则与特别法具体规则之间的矛盾。[215]Flume，Fn．[2]，s．41． [216]行政法上亦有行政契约之概念，它是一种公法契约，有对等关系行政契约与隶属关系行政契约之别。挑战首先来自于法理学者。[11] （三）结构 文章正文分为六节。
相反，意志因素对于法律行为至关重要，精神病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法律行为的特性在于，该法律要件是一项意志行为，其中包括旨在引发法律效果之意志活动，以及使得法律要件中所表示的意欲法律安排在法律世界中实现之法律判断。学者常以为，《民法通则》之所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定义为合法行为，是受苏联学者阿加尔柯夫的影响。这种论断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法律行为是合法的行为，这一点乃是法律行为所特有的本质的要素之一。
法律行为则必须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来取得强制执行力。[213]Flume，Fn．[2]，s．41． [214]许宗力，见前注[208]，页638。
而使发生法律上效力之私法上法律要件也。因为刑法只有叫犯罪行为，而没有叫法律行为的。
因此，法律行为指称具有法律意义的或能够引起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在民法通则里的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体系中，如果是要在本来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行为概念，可将其称之为民事法律行为，这样，民事法律行为就同其他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如行政行为、刑事行为等）区分开了。草案第37条规定：法律行为是设定、变更、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为此，并非只有话语性的意思表示才是法律行为，毋宁说，其他行为，只要是指向法律关系之设立或废止，皆在其列。[212]许宗力，见前注[208]，页631。[80] （五）帕夫洛夫斯基 在德国当代民法教科书中，帕夫洛夫斯基的概念体系独具个性，它与传统学说汇纂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值得特别关注。
在《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看来，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之意义，体现在创造了‘民事行为这一概念上。3．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 前述论证似乎不过是单纯的概念推衍，实际情况是，许多学者主张，至少在行政法领域，法律行为概念亦有其容身之所。
该文表示，中文读者在通过法律行为一词来理解．Rechtsgeschaft时存在困难，因为，‘Rechtsgeschaft和‘Rechtshandlung这两个在德文中显然不同的术语表达，在中文里却只是以同一个词，即‘法律行为表达的。类似见解，李由义主编，见前注[24]，页115。
意思表示则是各人据以追求创设法律规则之目的的适法行为，如契约缔结之表示。第一次民法典起草时，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概念讨论虽以后者胜出而告终，但讨论本身却有助于凸显法律行为概念的私人意旨性，其表现是，随后的草案三、四两稿在定义法律行为时，加入了行为人目的因素，其中，三稿：法律行为是为了设立、变更、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
[53]不过，与法律行为相比，他们似乎更偏爱意思表示（Willenserklarung）概念，[54]并因此着意通过意思表示来观察法律行为的本质。创新之二是，创立了民事行为一语，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以此回避因无效法律行为这一不合逻辑用语所引起的无益争论。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83—184（该内容为韩松所撰）。[112] 这意味着，在张佩霖看来，所谓法律行为，只能发生民法上的法律效果，其他法域的行为则不得以法律行为相称，换言之，民法之外无法律行为，因此，前缀民事二字，意在表明法律行为的专属法律领域。
（2）如果规定的象苏俄民法典中的法律行为一样的东西，没有办法解决法律行为是指合法的，但又产生法律行为无效的矛盾问题，而按照民事行为来规定则不发生这一矛盾。其时，法律行为之意志决定性虽得到普遍强调，但同时以合法性特征定义法律行为者，殊非罕见，时任波恩大学法律正教授的巴龙（Julius Baron）即其著例。
[214]然而，行政行为终究不是法律行为，即便存在法律行为式的行政行为（Rechtsgeschaftlicher Verwa：ltungsakt）之语词，一般观念仍然认为，行政行为与私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迥然有别。[131] 2．梁慧星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首版于1996年，该版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态度，与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第1版相似，对概念的来源略作交代，然后采行。
（下620）前稿漏网的法律行为一词均被删除。在概念划分上，拉伦茨/沃尔夫选择了最具逻辑严密性的分类方法：以法律行为为轴，作法律行为与非法律行为之行为之二分，其中，非法律行为之行为包括准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以及情谊行为三类。
进一步印证，德语中，erlaubte Handlung（被许可行为）与reehtmaβige Handlung（合乎法律的行为）可作同义概念使用，均表达合法行为之含义。[116]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版，页190。高调登场的民事法律行为肩负着为世界立法贡献中国智慧的重任，论者以为，它解决了内嵌于传统概念中的合法性矛盾，并满足了随着法律理论的发展而产生的法域区分之需要。[149]随即又指出，法律行为之首要特征为合法的意思表示：它永远都必须是合法的（合乎法律的）意思表示，[150]否则，即便具备了与合法意思表示相同的外部特征（如抢匪对遗物的占据），（不法行为，违法行为）亦不属于法律行为。
[116] 这同时意味着，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不再仅仅是同一概念的简称与全称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法律行为已不能被视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简称，因为二者已非等值概念。[2]Wemer Flume，Allgemeiner Teil des Btirgerlichen Rechts II，Das Rechtsgeschitft，4．Aufl．，Springer-Verlag，1992，S．28． [3]Flume．a．a．O．，s．30． [4]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0]这是就笔者所见，最早使用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学术文献。至于写法三，亦免不了对于以设定、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合法民事行为单独作出构成要件的规定（上43）。
张俊浩：本书以为，‘民事行为应系‘具有民法上意义的行为之义。如今，民事法律行为这一世界民法立法史上的一个独创[5]作为法定术语行世已逾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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